首页 >> 经略海洋 >> 海洋文化 >> 正文

发布时间:2017/8/4 10:41:35       信息来源:中国海洋报


向海问路:人类与海洋的历史纠葛——读《海洋与文明》

 

 

  电视纪录片《浙江文化地理》第一集“寻舟记”,谈到2002年11月22日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。当时出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。距今约7600年~7700年,现存舟长近6米,宽50多厘米。跨湖桥遗址所处地段属于钱塘江支流近海口,独木舟正是古代先民们通向大海,向海讨生活的重要工具。
  陆海相邻,隔海相望。古籍记载,“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”(西汉·刘向《世本》),“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”(西汉·刘安《淮南子》),说明了舟船得以发明的缘由。传说中,“伏羲氏刳木为舟,剡木为楫。舟楫之利,以济不通”(《易·系辞下》),也有说是黄帝的两个大臣共鼓和货狄,还有说是巧垂、番禺、虞姁、化狐、伯益……传说的扑朔迷离恰恰表明,独木舟非一时一地一人的独创,生活在水边的族群都有可能,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机会相同。事实的确如此。在美国海洋史学者林肯·佩恩的作品《海洋与文明》里,可以
  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形式的独木舟,美洲丘马什印第安人的木板小船“托莫尔”,阿拉斯加捕鲸的木架蒙皮船,南太平洋
  海域汤加人的双体独木舟“卡利亚”等。这些小船快捷灵活,有些至今还在使用。独木舟只适合近海航行,无法抵御无情大海的狂风巨浪。挑战海洋的权威,人类需要付出极大代价。奥德修斯式的海上苦旅,游子望断归乡路,无数英魂葬身海底。为减轻代价,既要建造坚固的大船,还要提高造船的技术。
  中国船舶建造技术对世界航海事业的贡献很大,比如指南针。佩恩在书中也提及,中国人很早就了解到了磁针的特性,北宋朱彧所撰的《萍洲可谈》记载:“舟师识地理,夜则观星,昼则观日,阴晦则观指南针。”佩恩还说到了水密隔舱的重要性。用隔舱板把船舱分隔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区。这种设计理念极大地减少了漏水的速度和面积,并且利于管理货物,且加固了船体肋骨的支撑力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有所介绍,欧洲逐渐认识其好处,经过几百年的推广,直到18世纪广泛采用这种先进的船舶结构,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航运业的飞速发展。
  从刳木为舟到巍峨战船,从鼓帆助推到钢铁巨轮,船的历史在改变,人类迈向海洋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。航海远征,造船为先。作为一部690万千字的煌煌大作,《海洋与文明》必然要展示造船术的发展,但这部分内容并不是作为专题呈现的,而是打散了分布在各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,伴随欧洲的军事步伐和政治版图的扩张,《海洋与文明》的主题仍然是与海洋有关的历史风云。佩恩的海洋史观是美式思维的,中心思想是来自马汉的“海权论”对作者的深刻影响。
  在马汉看来,海洋是一个“广阔的公共场所,人类可以通往各个方向”,“交通”意味着安全通过水域,是“战略、政治或军事中最重要的单一因素”,海权的目的在于有能力控制
  海上通道以及重要地理节点,这些节点能够促进或阻碍商业流通或海军船舶通行。从《海洋与文明》的内容来看,佩恩的笔力主要放在军事纷争、版图扩张和大炮护航的贸易这三个方面,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海洋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。
  回顾15世纪之前的世界,海洋把大陆分割成一块块,亚欧、美洲、澳大利亚,彼此不通音信,那时的海洋史也是一块块的区域历史。从佩恩的视角看出去,他写的主要是希腊、埃及、巴比伦、亚述、腓尼基、迦太基、罗马……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代表了古典的航海时代。在这个阶段,区域性的战役占据了海洋历史的主体。譬如萨拉米斯战役、坎尼会战等都可算是“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”,战斗的成败决定了这些国家地位的起伏,也决定了不同信仰此消彼长的力量。在这些对阵中,各个国家的海洋力量逐渐形成,公元8世纪~11世纪,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崛起,也曾一度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。
  全球海洋史采取欧洲视角是一种必然。因为主导海上扩张,最终把一块块分散的大陆连成网络的,正是欧洲人。14世纪~15世纪,海洋历史掀开了新篇章,这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比如,久远的地中海贸易传统,对世界风向的掌握,航海图绘制和地理知识趋于精准,等等。其中最重要的,应当归之于精神意识上的强烈冲动。其一是宗教信念上的寻找“人间天堂”的概念;其二是对东方物质财富的渴求。葡萄牙的亨利王子、达·伽马通过航海缔造了不世伟业,西班牙紧随其上,哥伦布发现新大陆,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,荷兰、英国紧接着成为海上强国,并通过东印度公司掠取财富。海洋世界的固有秩序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消解,不同的文明圈在坚船利炮的轰鸣下相互碰撞。从技术上看,很多族群都具备远洋航船的能力。就像本文开头谈到的“寻舟记”,该集开篇从秦始皇驭舟南巡寻找徐福切入,公元前210年,徐福带着童男童女扬帆远航,历史考证的结果,徐福成功抵达了日本,至今佐贺地区还保留了不少有关徐福的遗物,传说这就是徐福船队登陆之地。
  说到欧洲的大航海,人们经常会拿郑和下西洋与之相提并论。然而,海洋史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大分流呢?主流的历史分析赋予郑和船队以和平外交的色彩,民间则在传播永乐帝私下寻找建文帝的小道消息。这些或都成理由,那么还有无别的原因吗?从海权论出发,否决了“和平论”的说法。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应当是以大国之威仪牢固周边小国的臣服之心,主观并不排除武力的使用,例如,1411年,船队曾干涉锡兰的一次内部动乱,镇压了亚烈苦奈儿领导的起义,并宣示了明朝对该岛的主权。永乐帝其实想要再次缔造四海来朝的天下大国,但是儒家思想对谋利的怀疑使明朝朝廷从大海撤回,并解散了郑和船队。换句话说,这是对海洋利益的忽视,对海权缺乏认识所导致的结果。中国海洋力量急剧衰退,在19世纪中晚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中国的当代发展需要海洋力量的发挥,因此我们重视周围海域的主权问题,我们提倡开辟海上丝绸之路,这些都是中国向海问路的尝试。
  《海洋与文明》揭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,人类与海洋的纠葛,大多数时候呈现为人类对海洋的索取,并把人类的欲望与争斗带入了海洋的区域。如今,另一个问题日益突出,即海洋的生态正在恶化,本书没有涉及,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坐下来慢慢谈。